他们认为更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可以减少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很多弊端，他们认为一些理想主义目标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中自然得到实现。

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必须大幅提升司法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进入 李稻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股市 。

因此，有必要在北京、上海或深圳的高级法院专门设立证券审判庭，集中审理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案件。今年10月，法院将宣判对古普塔的量刑结果，据分析，他有可能被判处长达十几年的有期徒刑，而美国的有期徒刑是很难减刑或者提前假释的。绿大地则被罚款400万元，可笑的是，该罚款由上市公司，即股东支出。该案件2011年在昆明开庭审判，审判结果是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被判犯有欺诈发行股票罪，量刑仅为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要净化资本市场，有效杜绝上市公司的欺诈等违法行为，更重要的是提升法律的威慑力，因此，对上市公司进行约束的法律体制不可或缺。

2012年以来，A股指数屡创新低，截至8月 29日，沪市A股静态市盈率仅为11.05倍，创下新低，这与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来高达11%的增长速度以及2012年仍然有望达到8%的增长速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几乎与此同时的吴英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为7.7亿元，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元，但一审却定为死刑，这与绿大地一案形成鲜明对比。市场自由主义与左翼自由主义--周先生曾使用此语并认同其理念--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前者主张，属于市场和公民社会的领域，国家不应当干预，且国家的行动应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后者则主张，市场应当受到国家的干预，国家的行动不应局限于提供市场和公民社会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

但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均没有证据表明经济自由会导致贫富差距，或者，至多可以说，目前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相互矛盾的结论。可见，试图消除人们之间在自然禀赋、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对于解决贫富差距是徒劳的。尽管他会挨饿，但这与自由的失去完全是两回事。更形象一点，私有产权就像在我们活着的世界，设下一道道藩篱，并由国家武力在背后支持。

让一个人免于外在干预的不是钱，而是不强行消费。市场是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周先生称：我质疑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即视市场为最高最神圣的价值……。

市场自由主义看起来冷酷无情，但它是自由与公正的真正朋友，因为它让市场和公民社会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基于自愿合作运转的市场和公民社会，没有利维坦的强制本性。如果周先生所说的市场自由意味着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受到良好保护的话，那么，市场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甚至被取消之后，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恐怕也难以受到保障，因为私有产权是个人获得独立、尊严、自治之基础，契约自由乃人们自愿合作与共治之前提。即使对于一个腰缠万贯的富豪而言，如果他想购买的某件物品被卖家拒绝了，他照样无法获得此物品。同样不可忽略的是，中国等经济自由度很低的国家，基尼系数也很高，甚至远高于那些经济自由度很高的国家。

如果一个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他就可能成为富翁。也就是说，是消费者的需求让乔布斯拥有了巨额财富，而不是所谓不道德的市场从中作祟。今天的中国享有相当高程度的经济自由，却很少人会因此说它是自由社会。而在我看来，那些由于政治与法律制度之外的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根本与正义无关，所谓分配正义，不过是一种迷人的幻象，追求它的结果是侵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周先生的例子是：想象自己有一天成为流浪汉，饥寒交迫，却不能免于店员的阻挠而在面包店取得一块面包，因为你没钱付。可见，不是他有没有钱，而是他的强行消费行为，导致了他受到干预。

哪里存在一小部分人垄断？中国的城市土地倒是垄断在政府手里，但那恰恰不是产权私有的结果。难道天下存在一种公正的制度，必将导致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巨额财富？周先生认为，市场自由主义只为有钱人服务，带来种种压迫剥削，而他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进路则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回应人民承受的不公和苦难。

简而言之，前者更相信市场和公民社会，更相信平等自愿的交易与合作。在这个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时代，这种理想受到冷落不足为怪。他一再举例论证这一看法，但在我看来，其论证无法成立。也就是说，这十元，令你获得了拥有那块面包的自由。譬如，乔布斯之所以成为亿万富翁，并不是因为市场偏袒他，而是因为他懂得消费者的偏好，并设计出了令消费者爱不释手的苹果产品。其实，即使没有这种排名，凡是生活在中国的民众也不难感受到经济和市场受到控制的严重程度。

不可忘记的教训是，目标与手段完全是两回事，再美好的目标，若没有正当的手段，结局也必然事与愿违。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某个商店里的某块面包，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不论他是富翁还是流浪汉，而这种代价在当今社会里通常是钱--尽管它不限于钱。

它之所以看起来有价值或者重要，是因为面包、衣服、电脑、房子等有价值或者重要。相反，它认为，除了国家和市场之外，还存在着公民社会，且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首先，任何人都不享有获得某件特定商品的自由。如果他因为辛勤劳动或者发现自己有某种才能而积累了一些财富，对这些财富的私有产权即是确保其摆脱流浪、过上体面生活乃至成为富翁的关键。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享有强占或者抢劫的自由。周先生说：欧洲许多民主国家高税收高福利，市场自由受到不少限制，却很少人会因此说它们不是自由社会。更加重要的是，私有产权给一个流浪汉提供了摆脱流浪、过上体面生活甚至成为富翁的可能。这种流行的看法经不起推敲。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是因为出生地点、自然禀赋、家庭背景、社会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人们该做些什么？人为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果让政府采取某些措施改变这些差异，结果恐怕会更加糟糕，甚至是灾难性的。在市场上，消费者是上帝，是王者，消费者通过用脚投票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

再比如，如何做到让所有人的自然禀赋都一样？除非是把人当作机器塑造，否则，他们的身高、容貌、智力、体力等诸多方面必然不同。富豪比流浪汉多的是钱，而不是自由，除非周先生认为钱和自由之间可以划等号。

市场只是个杠杆，本身没有任何偏好，不能决定一个人是贫穷还是富有。还是密尔说得好：个体的差异，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钱的广泛使用让很多人误以为，有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也，有了钱也就等于有了自由，一个人钱越多自由就越多。周先生追问：使得慈善家拥有巨额财富的制度本身是公正的吗？除非一个人能证明某种特定制度不公正，否则，没有理由假定慈善家的巨额财富都来路不正，比如盖茨和巴菲特的财富。私有产权并不是设下一道道樊篱，而是保护每个人的所有--无论其富有还是贫穷，让每个人都有了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界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或者说，市场是中性的，它既不偏爱富人，也不歧视穷人，而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

也就是说，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市场的错误，实际上是参加交易者自身的错误或者其他因素造成的。（按：本文刊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2年10月16日，发表时略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哪怕是一个亿万富翁，如果他到商店里强行消费，照样会受到外力干预。市场自由主义真是自由与公正的敌人吗？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它是自由与公正的天然盟友。

在很大程度上讲，在一个政治与法律制度公正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富裕还是贫穷的往往是消费者。周先生指责美国和香港的贫富差距，仿佛其是由于那里的经济自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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